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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哲,是我的法官助理。虽然2023年刚进入法院,跟着我办案子也才不到两年,但他行事却颇为成熟稳重。“键盘都快敲得冒火星子了,又要给我布置啥作业啊?”我打趣地问道。“这次可不是作业!我想把刚领回来的几十个案子整体过一遍,优化顺序,这样效率更高!正在分门别类做标记呢!”说完,他又埋头在一本又一本卷宗之中,归纳梳理着庭前要素清单,把原、被告的争议点一条条摘出来,有些连我没注意到的细节他都标得一清二楚。记得那次开庭审理的租赁合同纠纷,正是因为他列的清单里特意标了句“原告曾微信催告租金”,庭审时成了关键,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我们俩习惯庭审时采用“模块化记录”的方法,我的提问重点在哪里,他就知道怎样如实记录后高效提炼核心内容,有着这份独有的默契,庭审节奏明显比以前加快了。
要说这“加法”有什么诀窍呢?我觉得,不过是他清楚我处理案件在意的细节,我清楚他注重工作方法优于处理工作任务,慢慢磨合,默契也就越来越足。现在回味起来越发觉得,这“加法”的门道,其实就是“心齐+力合”,我们相信,只要齐心协力办案子,再难的坎儿也能迈过去。
审理裁判可以做减法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做实新时代“枫桥经验”,善用辅助事务“减”案。
我们尝试从优化案件管理入手。做好每一个案件在管辖、保全、送达、开庭、鉴定评估等阶段的节点管理,让当事人对每一个阶段存在的问题和待办的事项能够即时处理,像这样倒排工期、压缩时限,就能很大程度上减少因案件久拖不办、久拖不开、久拖不结引起当事人的猜疑和不满,进而减少此类问题衍生的上诉案件数量。
有个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案子我印象特深,原告腿伤还没好,天天催开庭,被告却总以“忙”为由拖着。借着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报告的审判节点,我当即把开庭时间定在三天后,又提前列了份要素清单,把责任划分、赔偿明细都标得清清楚楚。开庭时双方一看就说,“这回账算明白了!”随后,当场就达成了调解,当场履行完毕。
后来我在办案中慢慢摸索发现,家事案、侵权案适宜先调解,当事人往往憋着股“气”,不如先把事实查清、道理说透,纾解开当事人当下的情绪;对于租赁类、其他合同类案件,就得在文书里把法条掰碎了讲,让当事人各方知道“判在哪、为啥这么判”……
用“对症下药”的减法处理案件,减的是案件数量,更是当事人心里的疙瘩。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从审判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还是得用审判实践来回答。
在审理辖区某村一家债权人代位析产纠纷时,双方当事人对安置房屋购房指标分配争议较大,刚开始双方吵得脸红脖子粗,俩兄弟为拆迁房指标互不相让,原告拍着桌子说“败诉就马上上诉!”我和俊哲翻案例库,还真找着个类似的案子,开庭前我引导当事人自行查阅“参考案例”,并向原告充分释明风险,修正胜诉预期,最终原告意识到自己存在政策与法律层面的认知误区,主动撤回了起诉。
我们会重点关注人民法院案例库中的参考案例,在邻里纠纷、涉拆迁纠纷、涉遗嘱继承等案件中实现参考对照,通过向当事人分析参考案例与所涉案件的区别利害,将当事人的裁判预期引导至合理和适当的程度,在确保同案同判的同时,力争实现“审理一案、引导多案、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
释法说理不是开庭时才做的事,案件审理的各个阶段以及与当事人沟通的各个环节均是释法说理的良机。
“法官,我家天花板漏得不成样子了,楼上邻居就是不管,墙面发霉、地板变形,您快帮帮我吧!”电话那头,家住丰台区某小区的王女士带着哭腔,这是一起我刚收到的案件,由于楼上邻居怠于修理,双方协商无果,王女士家中漏成了“水帘洞”。
当天中午,我和俊哲匆匆扒了口饭,就带着测量工具直奔现场。推开王女士家的门,客厅天花板正滴滴答答往下漏水,墙角的墙皮已经大片脱落。经过和楼上邻居的一番沟通,在双方都同意后,我们协调社区居委会,现场对接管道修缮人员上门检测并修缮漏水点。当晚九点多,终于将漏水点修缮完毕。与此同时,就着维修的工夫,我们抓紧做起了被告一方的工作,从远亲不如近邻的道德规范讲到我国民法典中有关相邻关系的规定,从眼前的漏水困境讲到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很快邻里的剑拔弩张缓和了,案子也顺利调成了。
我总觉得,法官的工作里,有一道特殊的“除法”——用法律标尺厘清责任,用耐心的沟通化解对立,先除去居民生活里的糟心事,再除去邻里生活的隔阂与矛盾,迎来的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如今再看桌上的卷宗,不再是压力,反倒像一本本“成长日记”。这“四则运算”算的是案件效率,更是民心向背——加的是团队合力,减的是群众诉累,乘的是司法公信,除的是矛盾隔阂。往后的路,我和团队还会接着算下去,算好每一笔“公正账”,让每个当事人都能感受到:法律有力度,更有温度。
供稿:北京丰台法院第一配资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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